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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他们是“大陆新儒家”，这并不过分。蒋以“公羊儒学”、“政治儒学”、“王道政治”三个命题见称；陈以“文化儒学”、“儒教新说”、“即用见体”三个命题见称；康以“新政仁政化”、“儒教国教化”、“文化民族主义”三个命题见称。其要，则是三人都持守儒家基本的价值义理系统和话语表述系统。三人也有差异，比如蒋重政治，陈重文化，康重民族；陈经常说蒋、康二人太保守，太顽固，而蒋、康二人也说陈游移于儒家内外而不坚定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 事实上，儒家就是儒家，儒学就是儒学，本无所谓新旧。新的未必能超过旧的，这是历代儒家的一个根本观点。所以儒家会不断回归孔子，回归传统，采取“保守主义”的立场而因应新的时代问题。之所以给他们三人冠以“大陆新儒家”的帽子，乃是因为方克立先生称他们是“第四代新儒家”，而我认为，这种称谓是不合适的。 广义的“现代新儒家”，包括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钱穆、冯友兰、贺麟、马一浮、张君劢、方东美、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复官等人，狭义的“新儒家”，则指以“新心学”为皈依的熊牟一系。此外，“现代新儒家”在某种情况下也和“港台新儒家”相等同。因为建国之后，留在大陆的“新儒家”一度如同儒学一样，或花果飘零或隐而不彰，而且他们的弟子寡少，又因政治局势的困厄而少有出众者。因此，方克立先生所使用的“现代新儒家”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即是指“港台新儒家”。而我所说的“大陆新儒家”，是和“港台新儒家”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： 第一，三代“新儒家”，以熊牟一系为例，第三代则有蔡仁厚、林安梧、李明辉等人；以熊徐一系为例，第三代则有陈昭瑛等人。“港台新儒家”三代之间，有一明确的师承关系，而“大陆新儒家”则是和“港台新儒家”以及建国留在后大陆的“新儒家”没有任何的师承关系。而且，“港台新儒家”的第三代和蒋、康、陈等人，大多年龄相仿。当然，年龄不能视为划分儒家群体间代际的主要因素，然而却也不能不考虑在内。 第二，在蒋庆看来，“现代新儒家”的主要问题在于以儒学比附“西学”，从价值义理上屈从或倒向了“西学”，这儒学的“歧出”。在陈明看来，“现代新儒家”的主要问题在于用西方知识话语论证儒学价值义理的合法性，尤其是对儒学采取了哲学化的解读和知识化的论述，从而遗漏或弱化了儒学的其他层面，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自我矮化和弱化。从总体上而言，蒋、陈等人是批评和反思“现代新儒家”的，而不是以传承他们的衣钵自任。 第三，“大陆新儒家”和“现代新儒家”的一个重要区别，还在于“现代新儒家”更多地倾向于“坐而论”，而蒋、陈、康等人则更多地倾向于“起而行”。当然，这种说法可能会遮蔽一些问题，比如被称为“最后的儒家”的梁漱溟，即是力行者。但蒋的“王道政治”、陈的“儒教新说”、康的“文化民族主义”等命题，具有明显的摆脱单纯的义理讨论而直接灌注现实问题的蕴义。这样的做法，在第三代“港台新儒家”那里，已经是很少了。 在台湾出现“去中国化”的情况下，台湾“新儒家”的境遇日趋困难。中国文化，主要是儒家文化，其传承、其弘大的重任，已经历史的落到了大陆学者的身上。如果说五十年来，我们是“保台湾以存中国文化之统”，那么，今后我们就应该是“保大陆以存中国文化之统”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更是一种期许——“大陆新儒家”毕竟还是太少了。 （作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） |